关于初唐绘画风格形成与代表画家，唐宋画学史籍多有精要记载与论述。而隋唐考古发掘的墓室壁画、线刻画等也有助厘清唐代绘画分期与面貌。
（一）初唐中原画风的开拓，唐代佛教题材绘画继续流行，道教绘画与描绘现实事件，宣扬帝王将相不朽功勋，反映贵族生活等的人物画也更为发达。唐代初期开始活跃画坛的阎立本与尉迟乙僧均出身贵族，都有画艺家传，其人物画分别继承开拓了中原与西域两种绘画传统。
尉迟乙僧因为丹青之妙而在贞观初年被荐举到长安。他的绘画构思与技法表现都与“中华道殊”，多表现西域风俗生活，尤为擅长佛像与西域人物题材绘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段成式《寺塔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宋元人多称为“画断”或“唐画断”）以及宋人李昉等编著的《太平广记》中皆有尉迟乙僧绘制长安慈恩寺塔壁画的记载。
今西安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始建唐永徽三年（），为沙门玄奘所立，修补改造于长安年间（—）。刻绘在砖塔西向半圆形门楣上的阴刻线佛画阿弥陀净土图，表现的是佛殿说法场景。此石刻线画被认为是与“尉迟派”有关的画迹，其中佛殿图形檐口表现平直，应该是初唐建筑式样。
从艺术表现来看，尉迟乙僧有以下特点：一是善于运用“凹凸画法”，即用色晕染和着色厚重，使画面有立体感；二是“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线条力度均匀而有弹性。而阎立本也画过慈恩寺两廊壁间的壁画，并且都是亲自上色，而画面上“不见踪迹”。这里的“不见踪迹”就是色彩平涂的画面效果。
从古代绘画创作整体分类来看，以人物叙事作为题材的图画能够更为直观的反映历史事件的场景与内容，而其画面主要是靠情节再现来完成的。唐太宗在自己撰写的《帝范》序文中称，皇帝所要获知及效仿的诸多事关国家安危兴衰的帝王之纲，都可以在古代圣贤的事迹中看到。
《历代帝王图》（又称“古帝王图”）传为唐阎立本所作，重点描绘了西汉至隋代的十三组皇帝及其随从形象，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该画作是可以作为后世之君遵从教诲的形象辅助资料来使用的，而具体是通过图像细节描绘来反映作者对他们的褒贬与历史评价，这也体现了唐太宗谕令而为的图画用意。
另外，从图画与唐初*治需求来看，阎立本*治方面的应务之才主要是在图画中得以展现，并施加影响。换言之，面对重大而又棘手的*治难题，阎立本能以自身*治心理为取向，通过图画来表述所处时代的文化观念和*治意图。尤其是在疆域辽阔的唐前期，既增添了与少数民族*权交往的机会，又面临如何与四方民族*权相处，*事战略如何规划与国家形象塑造等系列问题。
后人见到唐阎立本《蕃使入朝图》感慨不已，赋诗道：“我恨不为典属国，华戎难处真可叹。今叹此图写职贡，要荒落种蒙衣冠。”此诗作者李廌（—）是北宋文学家，中年时曾因应举落第，遂绝意仕进，但是“喜论古今治论，辨而中理”。阎立本的画史地位并不完全归结于其绘画水平与*治地位所致，而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他对古代典籍和礼制熟稔于心，能够在图画中体现中土*权的庄严威仪有关。
（二）唐阎立本绘画风格考辨，对于阎立本绘画风格的讨论，较早见载晚唐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该书是以史传之书而兼具品第、著录性质。张彦远称阎立本的画“六法备该，万象不失。”前者是概括地说绘画的精神，可见阎立本人物绘画是以六法为整体特质的；后者则是指阎立本的绘画题材广泛，并且具有写实的绘画风格。
该书作者张彦远家族背景煊赫，博学而有文辞，“家聚书画，侔秘府。”张氏集书画家兼鉴赏家于一身，对于绘画能从比照出发，多做画理探讨。事实上，这也只是阎立本绘画给人的整体印象与总体面貌，而并不等同就是《步辇图》的面貌”绘画终究是要靠立意构思与运笔技巧来表现于画面之上的，从而实现作者的图画意图与画面内涵”这既是张彦远个人的见解，也是他对唐代绘画风格的总体概括”
宋代人也认为唐代释道人物、仕女与鞍马动物等题材绘画获得了长足发展，甚至是已经达到了无法企及的高峰地位”而北宋初期人物绘画就明显承袭了唐代人物造像传统脉络，并奉唐画为学习的典范而推崇至极”比如，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就认为：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按：指唐代）；若论山水林石花鸟禽鱼，则古不及近（按：指宋代）。
上述引文的撰写者郭若虚，大约活动于11世纪后半期，而按《图画见闻志》序所言，此书当成于年”就此来看，宋人对于唐代人物绘画的推崇主要是来自于技法方面的判断所致。当然，这也与宋代画家创作转向重内心情趣表达的山水以及格物致知的花鸟等的艺术转型有关。
以至元人赵孟在其所作《人骑图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自识：“若此图，自谓不愧唐人”。在这里，赵孟以其作品能否与唐代人物绘画相比较，作为衡量自己绘画水平的标准。同时，也旁证了唐代人物画对于宋元以来人物绘画发展的影响，而与其在艺术上的高低相较与不断追摹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唐代人物画风。
尽管北魏、北齐是隋唐制度最重要的源头之一，但初唐人物画造型风格明显受到北朝至隋的影响，出现了细润艳丽的装饰画风。20世纪以来，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隋唐两京地区的壁画墓考古学成果，为我们了解唐代绘画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年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山底村杨温墓出土的《群侍图》壁画，应是初唐时期的绘画风格与表现样式。
据研究，该墓主人是特进观国公杨温，生于年，卒于年，而此墓埋葬时间为唐贞观十四年（）。基本上与《步辇图》所描绘的事件背景及绘制时间相接近，应该属于同一时期画作。此壁画位于墓室东壁，由七人组成，均持有不同物件，应当是出行场景；人物形象与《步辇图》中的侍女图像相契合，尤其注重用线来刻画表现图画人物的姿态神情。
根据《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将作监右校署”条记载，如今这些考古发掘的唐代墓葬壁画应该是由右校署负责监督绘制的，而与其它负责管理建筑营造、器物制造等的官署机构归为将作监统一管辖。
阎立本直接参与过唐太宗昭陵的营建。根据北宋游师雄（—）在元祐四年（）端午日题刻的《昭陵六骏》碑文，太宗昭陵前的“六骏”浮雕原样就出自唐阎立本亲自绘写图形的《唐太宗六马画像》卷，而后选用著名工匠浮雕而成。
该碑额篆题“昭陵六骏”四字，碑身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游师雄题记，记述刊石立碑缘由；下部分则为昭陵六骏线刻画及马赞、马名与所立功勋事迹等。而在北宋时期仍见《唐太宗六马画像》纸本或绢本流传于世，游师雄曾经亲自观摩过，而蓝本作者可能就是唐阎立本。
唐人段成式（—）与晚唐张彦远同时代，撰《酉阳杂俎续集》卷5记载：长安常乐坊赵景公寺始建隋文帝开皇三年（），寺院里有白描树石壁画，与传世的阎立德行天祠画稿完全相同。唐代稿本绘制绢或纸上，也称是粉本、样本，多有流传后世。
宋人李廌就在丁文简家中见到过唐阎立本《凌烟功臣》、《孔子七十二门人》图画小样，都是唐朝粉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有百余幅晚唐代绘画稿本，已有诸多学者对此进行分类研究。阎立本绘画也会反映或受到寺观墓葬壁画、石刻线画等的相互影响，而忠实原作的摹本也有相同价值。
阎立本绘画善写真，能够图画人物面貌与形体特征。宋李昉《太平广记》记述，因为阎立本坚持真实形体刻画，绘画技能得到广泛认可。但是，这也助长了他保守写实风格的形成。在人物写实方面，阎立本超过了胞兄阎立德。
比较与阎立本有关的《凌烟阁功臣像》、《步辇图》、《历代帝王图》与《昭陵六骏》等画作，人物图像虽然写实逼真，但是绘画表现与人物神情姿态刻板，也与晚唐吴道子线条生动，衣带飘逸的画风明显不同。
唐代诗、文也是研究唐史所必用的重要文献，而且比起后人纂修的史书来，还是更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全唐诗》九百卷，清康熙四十六年（）玄煙命诸词臣，增订而成。此书共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两千二百余人，收集比较完备。然而，此诗在存世较多的以《巫山高》为题的拟乐府诗篇中，诗风刻板拘谨，相较其他唐代诗人同题所作，用典也不甚高明，并不被人看重。
张彦远质疑称呼阎立本画师事，可能也出于对图画的热衷及推崇。但从此事可看出阎立本强烈的等级观念，他对“画师阎立本”称呼深恶痛绝，告诫子孙要以自己的耻辱为戒。阎立本话语的字里行间都在反复强调自己“好读书属词”的文学天赋，但不被当时人和后人认可，他终以绘画方面的才能见诸史册。而阎立本内心强烈的等级秩序意识与刻板诗风也会影响他的绘画风格。